这是一场特殊的拍卖会。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美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慈善拍卖——在不久前的保利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家为地震灾区捐献作品义拍”上，周春芽、张晓刚、罗中立、曾梵志、方力钧、岳敏君……这些作品市价已破千万的艺术家携手捐赠精品画作，全场成交额达人民币8463万元。

　　一场义拍，彰显了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而在这场跻身于春拍之中的义拍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走势。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春拍是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论调中开始的：一方坚信，在股市震荡后，一部分游资会流入艺术品市场，从而引发一波升势。香港苏富比豪气冲天的拍卖现场、嘉德创历史新高的9.93亿成交额，似乎都验证了这种说法；另一方却不以为然：“股市是宏观经济的大窗口，艺术品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小窗口，股市不好，艺术品市场自然好不了。”而说这话的人也绝非信口开河，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品专场的成交额仅为2300万美元。

　　“看不懂！”如同扑朔迷离的股市，当代艺术品市场用“自相矛盾”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在保利现当代中国艺术品夜场拍卖上，全场65件拍品，只有49件成交，陈逸飞、张晓刚、靳尚谊、周春芽的重要拍品纷纷流拍。然而，就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前，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三号》拍出了4736.45万港元的高价，刘小东的《温床no.1》以5712万元创下了中国内地油画拍卖价最高纪录。当然，定价偏低且在夜场次日即举行的赈灾义拍也让保利吃了亏：“许多大买家在义拍中买了很多作品，但在夜场却极少出手。应该说，公司牺牲了夜场，成全了义拍。”

　　但不管怎样，人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较之前两年的火爆，今年的当代艺术品市场放缓了脚步——2007年，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次贷危机，直接导致欧美证券市场的暴跌，并迅速波及全球其他市场，从一度流传的中国当代艺术品藏家清仓获利的消息来看，人们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确实引发了艺术品市场的骚动。有人甚至断言，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即将步入熊市。

　　长久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充斥着泡沫”的说法不绝于耳。尽管对“泡沫”论断仍有质疑，但对“泡沫”后果，人们却有着一致的认知——在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随着梵高的《向日葵》《鸢尾花》和《加歇医生肖像》被买下，大量三四流印象派作品流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这些当初高价买来的作品打5折都难以出售，银行仓库堆满了抵债的画作。

　　应该说，减速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难免让一些人沮丧不已，但也许，只有这样的市场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只要是“四大金刚”(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的作品，花多少钱都要买的时代已经远去。即便是一线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会因为定价太高而黯然流拍。或者可以这样说，减速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正渐渐地向正常速度靠近。

　　艺术超越时空的力量

　　今年艺术市场的春拍大战将近尾声，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整个艺术品行业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灾区人民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各家拍卖公司纷纷举行义拍，艺术家慷慨义捐，藏家、企业积极参与。最后的成交额也让人感到欣慰，艺术品行业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形象，同时也向社会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息。

　　四川籍的艺术家们在这次赈灾活动中特别活跃——著名画家周春芽、批评家吕澎与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共同发起的赈灾义拍,最终在保利拍卖公司的组织下筹得善款8472万元人民币。

　　艺术家的责任

　　事件回放：2008年5月12日晚12时，几十位蓝顶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为这场地震中受灾的人们担忧，周春芽和众位艺术家一起商讨要及时开展艺术救灾活动。周春芽在商讨中表示，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艺术家，一定要参与到这样的救助活动中，要用艺术家的方式来关注这些灾民，好好筹备一次义卖展览，所有费用都要用于抗震救灾……

　　灾情发生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灾区进行支援，更有很多人直接进入灾区救灾，而在美术界，像这样同步进行创作，又直接表现事件本身的创作尚不多见。这是美术界的第一笔，从地震开始之后马上动笔，可以说是与抗震救灾同步，所以就更加凸显了这次创作的意义。

　　让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周春芽、张晓刚、罗中立、何多苓、钟飚、曾梵志、郭伟、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张培力、吴山专、刘野、刘炜、毛焰、毛旭辉、潘德海、叶永青……他们都是美术界赫赫有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市场价都在数十万甚至上千万之间，为了这次地震后四川灾区的重建，这些艺术家们拿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著名画家杨少斌说：“我是唐山人，十几岁时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有亲身感触。我们艺术家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物资上的援助，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我为这次赈灾义拍专门创作了一幅画捐出来，希望灾区的人们都能战胜困难，尽快地恢复家园。”

　　地震发生时，艺术家周春芽正在他的成都工作室画一张新画，他记得大概是5月12日下午2点30分左右，在工作室画画的他感觉地一下子摇起来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下没站稳，连忙抓住桌子，这才发现整个房子都在晃。

　　周春芽跑出工作室站在院子里，一边感受着脚下地面的震动。他在成都市区的家，是一幢30多层建筑的18楼，遇到地震，反应会特别强烈。“我的工作室结构比较老，很容易垮，如果它没有倒，那证明其他的地方应该还好。”他只能看着自己摇晃的房子，暗自祈祷着。

　　“随后我们知道了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其他地方的受灾很强烈，几个南北艺术的艺术家们得知都江堰市受灾非常严重，立刻出去买了很多矿泉水和食物，并派代表送往了都江堰市。”周春芽回忆道。就在成都的艺术家们在这场地震行动时，远在北京的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卢昊、展望等人也决定每人捐赠一件作品，所有拍卖收益将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

　　5月15日，周春芽接到川籍艺术家张晓刚的电话，原来，张晓刚正在为义拍赶画一幅2.6米的大画，拿去参加义拍，他只是想问问时间还来不来得及。张晓刚说他在创作的时候感觉像在流泪。得知义拍的消息后，刘野身边并没有保存作品，但他也马上拿起画笔进行创作。王怀庆获悉此事后，也立即决定将家中珍藏的一套版画作品捐出来拍卖，但又感觉这仍难以表达他对灾区的关切，于是又投入创作，力争在义拍前完成一幅作品。潘德海闻讯后也取消了在云南的活动，回北京投入到义拍作品的创作之中。

　　与此同时，29位中国写实画派艺术家紧急集合，决定在时代美术馆集体创作一幅巨作《热血5月·2008》。如此众多的写实名家联袂打造，可谓前所未有，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极具重要意义。该作品长20米、高2米，由艾轩、杨飞云、王沂东领衔创作，以抗震救灾为主题，借助写实画派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特性，截取自真实的现场画面，呈现了抗震救灾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奋力抗灾的悲壮情景，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仅用了10天时间。这期间，众多画家从各地甚至是海外专程赶来，前往设在时代美术馆的临时场地，支起行军床，夜以继日地轮班创作，在保留个人特点的同时，兼顾整体风格。整幅作品一气呵成，气势恢宏，充盈着艺术家们丰沛的感情，极具冲击力和感染力，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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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仁俗姓江，名韬，又名舫，字鸥盟，字六奇（一作亦奇，大奇），出家后号渐江、渐江学人，又号无智、梅花古衲。安徽歙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少年孤贫、性癖、自小就喜欢文学，绘画一生从不间断。他是明末秀才，明亡后，有志抗清，离歙赴闽，入武夷山为僧，师从古航禅师。云游各地后回歙县，住西郊太平兴国寺和五明寺，经常往来于黄山、白岳之 间。 　

　　弘仁早年从学孙无修，中年师从萧云从，从宋元各家入手，后来师法“元代四家”，尤崇倪瓒画法，今所见作品如《清溪雨霁》、《秋林图》、《古槎短荻图》等，取景清新，都有云林遗意。就题画诗中，也充分表露了他对倪瓒的崇拜，“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

　　他在构图上洗练简逸，笔墨苍劲整洁，善用折带皴和干笔渴墨，由于他从黄山、武夷诸名山胜景中汲取营养，重视师法自然，因此，作品格调不同于倪瓒，少荒凉寂寞之境，而多清新之意。直师造化，而别开生面，真实地传达出山川之美和新奇之姿，他作的黄山诸景都不受倪瓒画法约束，而深得写生传神之妙，富有生活气息。如故宫博物院藏《西岩松雪图轴》，笔法尖峭简洁，意境伟峻秀逸，反映了他的自身风貌。弘仁以画黄山著名，“得黄山之真性情”，深得传神和写生之妙，笔墨苍劲整洁，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的感受。与石涛、梅清成为“黄山画派”中的代表人物。查士标在题弘仁山水画云：“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 黄山而一奇。”

　　弘仁除精山水，还兼写梅花和双钩竹，工诗。著有《画偈》，并曾写《黄山真景册》五十幅。 弘仁流传作品较多，仅上海博物馆就存有１７幅，精品代表作《黄山松石图》 构思新奇，伟俊有致，不落陈规。用独有的横解索皴法，表现朱砂峰层峦陡壁，老树虬松的独特景色。及《疏泉洗砚图》、《雨余柳色图》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更藏丰厚的精品，如《黄山天都峰图》轴，山势雄峻，松姿奇古概括地表现了黄山松、奇石特征。

　　弘仁生前在创作上非常认真审慎，总是反复推敲，不轻易送人。有诗说他“画 成未肯将人去，酒热茶温且自看”，因而流传到市场的作品并不多，值今日进入交易的作品就更少了。1988年纽约苏富比公司曾拍卖过他的一幅《仿黄公望山水》 扇面，为设色金纸本，以9900美元成交。1992年6月纽约佳士得拍卖的《长松古壑》轴（122.5*47.5公分）估价达到3～4万美元，成交价达到2.7万美元。

　　古都邯郸，曾是中原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繁荣富饶。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装饰艺术以黑白对比鲜明为特点，其独树一帜的烧制技术，对我国北方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上曾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邯郸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天然博物馆，也是世界陶瓷文化最壮丽的一处遗存，现代仍跻身全国八大瓷区之列。

　　千年炉火未中断

　　磁州窑千年炉火从未中断，千年文化流传有序，实为奇迹。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它面向大众，品种繁多，以施用化妆土为基本特征，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技艺与陶瓷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艺术，开拓了古代陶瓷美学新境界。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间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

　　宋初磁州窑遗址发现纯属偶然，它是著名考古学者陈万里先生1951年在观台的旧渡口等候渡河时发现的。这位老前辈对河边的一大片完好无损的窑址勘察后，发布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消息：这是目前尚存的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磁州窑观台窑址。

　　迄今人们已经发现，在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古窑场多达200多个，在方圆百里之内，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蔚为大观。馒头窑炉是外表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既是废物利用，又起到装饰效果，古朴而美观，让人不得不敬佩古人的创造力。由于开发建设，大量的“馒头窑”被拆毁，如今这里已剩下不多了。我们走进元代馒头窑，可见到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元代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当我意外地看到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黑白呈现风俗图

　　白昼与黑夜交替，黑与白是大自然永恒的色调。磁州窑器物宋元以来，诗文写在黑白瓷器上，以白当黑，装饰的虚实由黑白来互补。简单的黑白，时尚而经典，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现今不少人同样喜欢黑白，但对黑白的认识却远不像先哲那样深刻。

　　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得到发展，“市井文化”也得到了体现，产生了众多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民间艺人，这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市场。宋代几位皇帝对书画等艺术的推崇，更使社会文化氛围浓厚。磁州窑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窑(汝、官、钧、哥、定)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陶瓷装饰的先河。匠师们采用了人们喜爱的传统水墨画和书法的技法，用黑白两种釉色描绘精彩的世界，生动鲜明，一目了然，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磁州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宽阔的漳河从太行山深处缓缓流出，形成一片扇形的冲积平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和优质的煤炭资源，水运便捷，是理想的瓷业基地。北宋早期，磁州窑瓷品胎骨粗疏，炼釉不精，留下斑点孔隙，缺少竞争力。窑工学习南方青瓷施白化妆土来弥补其缺陷。当地人把这种化妆土称之为白碱，实际上是含铝量较高的一种高岭质岩石。通过精心淘洗的化妆土施在胎体的表面，以遮掩胎体的凹凸不平，然后再施上一层薄薄的透明釉，烧成化妆白瓷，呈现白中泛黄的暖白色，具有象牙的质感。

　　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在长期的陶与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产品的风格体貌，体现出地方特点、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宋代的磁州窑产品装饰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寓意丰富。元代器物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粗犷，装饰仍保持宋金以来的传统，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各式各样的图案鲜活生动、自然豪放，题材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的，有历史故事、戏剧场景、山水景致、婴戏图案、龙凤呈祥、飞禽花卉等。工匠们巧妙地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合在一起，将瓷器提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

　　磁州窑的画工不是从临摹画谱入手的，而是从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为切入口，直接取材于乡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宋元时期田野生活的再现。尤其是自然小景和动物写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于细微处见功夫，质朴感人，生动传神。我在邯郸市博物馆和磁县文管所库房里欣赏到大量珍贵文物，那一幅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既有乡民自娱自乐的表演活动，又有流动艺人的精彩演出，可以说是对《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拾遗补缺。戏剧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大量选用，对于研究宋元时期民俗民风具有重要价值。尤其以婴戏作品更是惹人喜爱，儿童天真烂漫、顽皮天性呼之欲出。如放飞风筝、双婴戏鸟、顽童蹴鞠、背荷牧鸭、拍扑蝴蝶等，画师用简明的黑白两种色彩将乡村生活理想化、牧歌化了。如果想了解宋元时期的民俗，恐怕没有什么比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更直观和更丰富了，磁州窑不但烧出了当时最美丽的陶瓷，也打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神话。

　　书法提升其品位

　　宋代磁州窑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

　　用书法来装饰磁州窑器物可谓别出心裁，真、草、隶、篆、行等字体都可见到，所书文学内容有诗、词、曲、赋、格言、吉语及《论语》，甚至还有符咒等。从年代和书写内容上分析，宋代有书写单个大字的，如“春”、“枕”、“忍”、“酒”，书写多字的，如“福德”、“长命枕”、“长命安乐”、“清净道德”等；宋末至金代以书写吉语、格言、诗词为主；元代以书写元曲为最多。如枕形，宋代以叶形枕、豆形枕、八角形枕居多；金代以八角形、豆形、如意头枕为主；元代则以长方形枕占绝对优势。元代长方形枕，有的“书画合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量的题字绘画装饰，明确地标明了器物的用途或表达了当时民众的内心活动，也为今天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提供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宋代早期书风中可见不少颜体的烙印，如出土的一个瓷枕上书“见贤思齐”四字，横画瘦劲，竖画粗壮，朴茂宽博，笔力遒劲，呈现颜体特有的风貌。

　　在广州西汉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椭圆形瓷枕上，书写着苏轼早年的一首回文《菩萨蛮》词。这首词的书法颇似黄庭坚中年的书风，这时他的字体还未表现出他晚年所特有的横画长笔，尤其是“弄”、“春”、“回”等字与黄庭坚的行书《九陌黄尘》帖中的字一笔不差。整幅书法舒缓俊秀，苍劲开朗，较好地体现了黄书的风格。河北巨鹿出土的金代瓷枕上，写着一首打油诗，“欲向名园倒此瓶，主人嫌客户长闭。何如柳下眠芳草，布谷啼壶唤不醒。”此诗学写黄庭坚的行书，以横画斜长，撇捺拖出，姿态荡逸，模仿得十分逼真，应是写黄书的高手。

　　金元是磁州窑器物诗文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书法水平最高的时期。在当地库房里我看到大量元代瓷枕上的书法作品，不少有赵孟頫的笔意。

　　文人加盟添色彩

　　磁州窑在绘画、书法、诗词等方面有如此高的成就，同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提升了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品质。这同明清时期文人雅士参与江苏宜兴紫砂壶制作颇为相似。

　　元代统治者占据中原和江南后，生产力严重破坏，废除了科举制度，一大批读书人蒙受极大的屈辱和压迫，其中一部分人或被迫或自愿放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把时间、精力和情感思想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山水书画成为这种寄托的领域之一。院体画随着赵宋王朝覆灭而衰落、消失，山水书画的审美趣味由宋代的宫廷画院终于下落到元代在野的士大夫文人手中了。一部分没有出路的文人，迫于生计，只好降低身价，不惜委身加入磁州窑创作队列之中，成为推动磁州窑工艺水平提升的直接动力。

　　在出土文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如观台窑出土的瓷枕上书有“漳滨逸人制”长方形山水人物枕，绘画精细，制作精良，据此推断为隐居在漳河之滨的隐士所创作。从内容上也可看出宋代以后很多落魄文人的加盟，壮大了画师的队伍，引领广大窑场的画师提高自身的艺术和文化修养，推动装饰艺术的发展。不少诗文见证他们孤独的内心世界，如彭城窑出土的一件瓷枕，枕面题有《朝天子》曲：“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映了失意士人与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考古学者李知宴先生在调查磁州窑时发现一件四耳瓶，上面有一首词∶“晨鸡初叫，晨鸦争嗓，哪一个不在红尘里闹。山条条，水条条，今日少年明日老，江山依旧好，人不见了。”磁州窑文人工匠借物抒发自己的情怀以及对人生无奈的感慨，启迪人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以平常心看待周围的一切。

　　磁州窑当时在国内外的影响颇为广泛，仅以华北一带而论，河南的修武当阳峪、汤阴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村曲河村窑，山西介休的洪山镇窑、山东淄博磁窑、内蒙赤峰的缸瓦窑等都受到磁州窑的影响，被学术界统称为磁州窑系。南方不少窑口也受到了磁州窑的辐射。已故著名古陶瓷学家冯先铭认为：“……很可能是北方陶工为了逃避金军入侵，南迁到吉州窑，以磁州窑的技法，生产出瓷器。后来到南宋末，吉州窑许多陶工迁移到景德镇，这时白釉黑花技法传到景德镇。”

　　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建成后馆藏磁州窑文物数量将有9000多件。我在磁县的库房里上手仔细品赏了磁州窑一流精品，感受到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印象非常深刻，这是在中华古窑遗址中罕见的现象，值得重视。

　　本文收入《寻访中华名窑》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日出版■文/钱汉东)

　　核心提示： 在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公司所举办的拍卖会上，我们经常会发觉几个十分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在两个多小时的拍卖会上，他们目的非常明确，始终只买一类作品，而且一旦竞投成功，就迅速离场。

　　在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公司所举办的拍卖会上，我们经常会发觉几个十分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在两个多小时的拍卖会上，他们目的非常明确，始终只买一类作品，而且一旦竞投成功，就迅速离场。他们所买的就是??版画！当拍到我国著名的版画大师，“延安版画三杰”之一的古元先生的作品之时，他们所举起的号牌根本就没有放下过，不论其他人再加多少，下一次加价肯定还是他们，最终以1.8万元的价格买下拍品。

　　西方版画 最具增值品种

　　笔者分析其中的原因是：在国际通行的主流藏品上，我国版画的价位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很大。

　　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版画几乎是所有的艺术投资品大种类中，最具增值潜力的品种之首选。20世纪30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的20年间，以美元为标准计算，版画平均有不少于65%的增值。70至90年代，版画的平均增值更达到了不低于3到5倍的前所未有的高度。故在西方主要艺术品投资市场，大都订立了各自用以反映版画市场形势及艺术品市场的重要投资指数??版画指数。

　　西方国家版画指数制定的一般方法是：帕布洛?毕加索、阿尔布雷特?丢勒、珂勒惠支、肯特、麦绥莱勒、毕维克、荷尔拜因、尼斯多夫斯基等大师级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30%，古典版画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20%，拍卖市场交易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15%，近现代艺术家画廊交易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15%，东方及进口版画作品交易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10%，其他交易的年增值率占指数总权重的10%。版画指数一般以季度变化量为参考单位。欧美各国的大型拍卖公司、画廊协会、文物公司以及著名的艺术网站等，一般都有编制及发布。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版画价位的走势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在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及荷兰等西欧国家，关注、参考及利用版画指数，是选择艺术品市场的入市机会，确定艺术品市场的入市方式、方法的常规标准之一。而且，靠投资版画的成功事例亦不胜枚举，如今，像西班牙的帕布洛?毕加索、德国的珂勒惠支等大师的版画作品，在拍卖会上每张能拍到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美元。版画在国际艺术品投资市场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而且，版画画面的不变质保存期约为500年，长于水彩、水粉画、油画等大约300多年的保存期，更使之成为国际上大的艺术品投资者所刻意追求的目标。

　　依笔者测算的数据，在国际艺术品投资市场上，以20年为统计计算的样本区，国际大师级的版画作品至少有25%至30%的年增值率，著名当代艺术品有15%至20%的年增值率，重大、明星级中国瓷器平均有10%至20%的年增值率，善本有15%左右的年增值率，普通版画作品也至少有15%至30%的年增值率。而且，国际间艺术品投资界公认的版画原作数量为12幅，在考虑到1/12就有数百万美元的价值，与25%至30%的平均年增值率这些因素之后，可以得出结论，版画是所有艺术品中单位画幅、单位面积价值最高的艺术品。而在同样的20年计算样本区内，道?琼斯换算为年增值率，平均只有18%左右。

　　中国版画 精品力作纷呈

　　中国的版画艺术有着上千年的辉煌历史，影响深远巨大，精品力作纷呈。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可以讲是直接发源于中国古代的版画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版画，为鲁迅先生所提倡，产生并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且一直非常活跃。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版画艺术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造就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版画艺术大师。他们宣传真理，呼唤民族觉醒，召唤人民奋起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实为艺术家的楷模与民族的精英。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夏风、古元、彦涵、力群等版画艺术大师。他们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留下众多时至今日仍令人激动不已的充满活力、充满时代气息与民族气节的优秀作品，有些技法及构图方面的创新，在6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充满新意，有着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在为众多的艺术家所采用。

　　可以说，中国的版画这种艺术，无论其形式、理论还是实践与作品，较之油画、水彩等其他西方舶来艺术形式，是当前中国与世界艺术的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艺术品种之一。中国的版画也是为现今世界主流艺术界、收藏界所承认、所重视的，并具有国际语言的中国的艺术形式，是具有国际行情的中国艺术品种。

　　国际艺市 版画价位上扬

　　版画界比较常见的活动是版画双年展。国际上比较著名的而且学术影响力较大的版画双年展有：自1957年就开始举办的日本东京国际版画双年展；自1958年开始的德国GRENCHEN国际版画双年展；波兰的克拉科夫国际版画双年展从1966年起就开始定期举办；自1968年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市就起始举办国际版画双年展了；而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国际版画双年展，也是从1970年就开始定期举办了；此外还有挪威的FREDRIKSTED国际版画双年展，则是从1972年就开始定期举办的。

　　许多投资者看到版画的线条简单，且多为黑白作品，以为相对较容易。其实，以貌似简单的黑与白，来描绘大千世界的万紫千红、冷暖春秋，实属不易。正因为线条的简单，要有所成就也非同寻常。正因为线条简单，作品所需的基本功及艺术水平才非常高。若非观念、技法、艺术造诣等均达到一定水平者，一般的西洋画艺术家也不轻易涉足。所以，一般来说，艺术大师不一定是版画大师，而版画大师一定是艺术大师。

　　近期国际艺术品市场之上，版画价位的整体上扬幅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品种的艺术品，精品的价位涨幅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

　　版画市场 尚处“初级阶段”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现阶段中国内地版画市场的特点：

　　版画市场远未成熟，版画的投资价值与投资魅力完全没有为投资者所理解及受到应有的重视；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投资角度过于狭小和单一；投资目的和投资周期都过于急功近利。

　　投资者对于版画这种当今世界上一流的“热门绩优股”，公认的成长率最高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艺术品的认识，尚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婴幼儿阶段”。

　　在2001年夏季举行的嘉德广州大型拍卖会上，应天齐12张一套的版画《西递村系列》，最终以11万元人民币落槌，刷新当时中国版画拍卖最高价纪录；还是应天齐的作品，应天齐1988-2003年作《西递村系列（38帧选11）》（拍品编号1173，拍前估价60-80万元），在北京翰海2006年12月17日所举办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01.2万元成交，首次突破百万大关，由此而引发了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上版画的投资热潮。而且，近来各大拍卖公司都开始举办版画专场拍卖会，这都说明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关注版画作品的投资价值了。

　　国际市场上，版画的市场交易量和成交规模大概约占整个艺术品市场的15%?18%，版画市场交易的冷热，也都会直接影响其他投资品种和其他市场的交易。

　　近来，在中国内地，进入版画市场的人数明显增多，进入版画市场的资金量也明显增大，版画的价位一路攀升。更多的藏家开始关注和挖掘这个“金矿”。

　　来源：凯迪网络 文章提交者：GREAT.WANG 2006-6-11 

　　朝鲜：被现代世界遗忘的角落

　　朝鲜——是一个国际关系中现实存在的伤痛，无论对于美国、中国、俄国、日本、韩国和朝鲜自身而言均是如此。否则，何来六方会谈？为什么是六方会谈，而不是十六国会谈或六十国会谈？小平同志生前多次训戒后辈，不要出头要沉着应对。可“六国会谈”却总是在北京开呢？“不出头”为什么失效了呢？是谁逼中国出头呢？有些百姓有知情权的要求。

　　朝鲜是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年后（前苏联解体已经１３年了）遗留下来的唯一“雾都孤儿”。是唯一被铁幕笼罩下的神秘土地。她近在身边，却又十分遥远…… 　　有一句话两国人都可以说，我家住在鸭绿江边。这条江在中国的千百条江中本处于无名鼠辈，有道是风水轮流转，１９５０年秋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在了这条江上，中国人会不会过江？麦克阿瑟不相信，杜鲁门将信将疑，联合国军就在统率部的错误判断与决策下追击过了三八线，以后的事态发展如果杜鲁门预见到了，他就不会让联军过三八线了。金日成如果事先预见后果，也不会首先打过三八线。当年几百万“志愿军”如果知道历史后来的演变是今天这样，大概没有几个人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千秋功罪一般人不敢评说，百年功过我这个下岗职工却要说一说。 　

　　老百姓最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天从早到晚排成长龙的卡车队川流不息开过江去，一列列闷罐车开过去，运去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主要是食品。直接间接丹东有几万人是靠朝鲜吃饭的。如果你到丹东去打听，无论城里人或乡下人，“朝鲜那边儿咋样？”他们都会说，“那边儿太穷了，人都吃不饱，边防军站岗巡逻的穿得很破，比咱们差远了。” 　　

　　朋好友遍布各行各业，十年前下岗后有一半时间是在跑朝鲜的生意，开始两年个体做对朝边贸，后来受雇于老板去新义州，再往后陆续去了朝鲜各地。城市、农村、山区、平原、内地、沿海都去过，接触过许多行业和许多朝鲜人。

　　丹东在辽宁属经济落后地区，长期排名第七位，但对朝鲜而言却相当于大陆的香港。每到夜晚新义州一片黑暗、寂静无声，而丹东江岸一片片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五彩的霓红灯照亮了天空。春夏秋三季沿江的歌舞厅、酒楼、茶馆飘传出一片靡靡之音，轻曼曼、软绵绵跨过寂静的鸭禄江侵袭着“社會主義”的新义州。润物细无声，二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经不住太长的等待，新义州人眼看着丹东从与自己一样的破烂不堪，一年年长高了、长明亮了，街上的汽车愈来愈多，人穿得好了，吃得胖了。江那边与自己的差距太大了，并且还在拉大。人心都有一杆秤，山川耐不住太多的悲哀，小楼昨夜又东风，不堪回首月明中，只是朱颜改。改了的“朱颜”就是人心。金日成创建的“社會主義”堤坝在人们心中早已倒塌了！

　　小平多次说过，贫穷不是社會主義，那饿死人又是什么主义呢？从九五年开春一直到九九年，饿死的人不是成百成千，而是以万计。西方媒体说饿死了三百万，实际上谁也说不清。跑出来的原中央书记黄长烨也没说清。能说清就不叫铁幕了。铁幕是双向的，即对外也对内，因为極權的本质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人历来讲究“心照不宣”，其实是極權文话的一种遗产。不扯远了还谈饿死人的事，那个期间丹东火车过江的列车员都看见了，在冬季火车开近村庄时，饿死的尸体被码放成垛，不知是饿得没有力气掩埋尸体，还是因缺少烧尸的燃料，大概是前者，当火车进站后在月台上经常有老人为赶车摔倒后就断气了，没有人去管他，别人饿的也是有气无力的。

　　八十年代中期江两岸的差距就明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出了成效），这样不止是丹东和新义州，整条鸭禄江（７００多公里）和图们江（４００余公里）两岸的差距都拉开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这边的变化有一点儿那边很快知道，这边沿国境附近一带有１００多万朝鲜族居住，与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往来。因是友好国家各种来往的事情与渠道也很多，边境上有许多口岸，双方管理都不很严。但随着两边的差距逐步拉大，边境管理也逐步严格起来。 

　　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新义州就缺粮，两市一直是友好城市（许多东北城市与朝鲜城市结为友好城市），为解决粮食缺口，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来填补是常事儿。朝鲜边防军和其他穿官衣儿的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或糖果，给个打火机也可以。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持续了大约十年。 

　　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階級革命家、杰出的××主义战士、忠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的抗日英雄、朝鲜主体思想的创造者”金日成去世，是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结束了，千千万万的朝鲜人表现出巨大的悲痛，并用眼泪为这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人祸连着天灾，为了活命不饿死，朝方先是用废钢废铁换粮食，以后就整个机器设备搬过来，不要大米只要玉米，这样换得多一些。显然是有组织行为。再往后是原木、矿石、水产品……。入夜江上的走私活动开始了，交易铜，金沙和别的东西，后来发展到假钞，毒品。

　　中国提出抗议后收敛多了。同时人员外逃一年多过一年，朝鲜边防军开枪打、放狼狗、埋地雷，仍挡不住饥饿的人群。中国边防抓住送回去，那边用刺刀穿锁骨拿铁丝穿一串，后来为了节约只用半尺多长的铁丝穿掌心，双手合拢铁丝穿过后拧成死结。受难者每每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每每把中国边防的新兵小战士吓得够呛。他们问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当官的无法回答这种纳粹集中营里都没见过的刑罚，而且是发生在边界交接的时候，押回去以后还不知下一步怎么收拾他们呢。

　　这些事在国际社会是广为人知的，只有关内的亿万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来不报道，也是不敢报道。怕人们产生联想，这些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出在伟大的兄弟黨、兄弟国家手里。 

　　当然，私下里中国提出了严肃的抗议，一般的说朝方是给中国面子的。２００２年外逃人数达到八千余人，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回去不枪毙了，但要判刑，每天给一个窝头二两重，但要干重活，许多人几个月就死去了。至于听到的集中营里惨不忍睹、耸人听闻的故事，因得不到相互印证不往下说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里的真实情况不会亚于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可那是德国日尔曼人对犹太人异族之间的行为，而这里干的可是对待自己同胞呀。

　　有些情况可以佐证，举个例子，鉴于难民潮的主要通道是在图们江长白山一线（难民过来后可就地依托朝鲜族同胞得到一些救助），公安部下拨专款在图们市外高速公路口旁的山坡上修建了专用的朝鲜难民收容转运站（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但真正的领导在北京），粉红色的围墙有两层半楼高，从外部看扣除办公警卫用房最多容纳七、八百人，但实际上经常是一千多人，由吉林省各地抓来的朝鲜难民都押送到这里集中，体检、治病、甄别、学习，更重要的是了解情报，在号里不能抽烟，饭吃得饱，据说质量还可以，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收容所。

　　管教人员态度不错，没有打骂，把人提出来到审讯室点上烟聊吧，朝鲜男人普遍爱喝酒，不行再上白酒，什么都说了。很多人表示希望到韩国去或去西方国家，也有更多的人坚定的表示要求留在中国，无论去那里，干什么活都行，但没有一个人愿被遣返回去。他们许多人的哭诉和悲惨遭遇深深的感动了看守和审讯人员。

　　看守被麻疲了，终于爆发了一千多人的“炸狱”，他们把一个看守骗进号里捆起来当人质，与狱方谈判三个多小时反对遣返，他们提出的条件（留在中国安置或去第三国）狱方无法答应，最后只好无情镇压了……。随后自然是强制遣返。

　　这两年据说不穿铁丝了，但回去后的首要程序是要交代对中方说了什么，在交代中免不了大刑伺候。在长期的逃亡与遣返的持久战中，仍有上万的人实现了胜利大逃亡，其真实数字将永远是个迷。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由于延边地区和其它朝族自治县实行了严格的连坐政策加大了打击力度，这样就把逃亡的“蓄水池”变成了“转运站”。这个“转运站”是被社会科学研究遗忘的“角落”，本来是可以出几个博士生的，因为“转运站”的水太深了，有当地人的地下组织，有韩国人的地下组织，有欧洲的人權组织背景，也有中央情报局，比当年抗日战争中的“５１号兵站”，比“胡志明小道”复杂多了。 

　　对此中央高层又气又恼，一直拿不出系统而有效的良策（这个良策我们下岗职工可以拿）。朝鲜边防军是能花钱买通的，韩国有“阳光政策”的人道主义援助，“转运站”地区实际上是远早于“六国会谈”的“六国会谈”，或叫对朝和平演变的第二战场。

　　韩国商人出资在那里建了许多天主教堂，传播“福音”……，韩商办厂只收鲜族人，一箭双雕……。

　　朝方也不是吃素的，出钱收买了延边安全局的大多半儿人，致使该局大换班。中方也收买了对方的一个安全局，致使变节分子全枪毙了。中朝关系太微妙了，忒复杂了。

　　曾经发生过多次朝鲜人越境抢劫，有一次竟把一个武警排长打翻后押回去，中方都忍了，国际社会不太了解中国的苦衷。 

　　从朱镕基到溫家×都多次郑重对国际社会表态：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晓得这个承诺包括不包括《中朝１９６１年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又是一个出博士生的重大课题！

　　因为《条约》里有一专门条款指出：一旦缔约任何一方遭受任何一国或国家联盟的武装进攻，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条约》的有效期是二十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须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二十年。因此《条约》自动活过１９８１年，又自动过了２００１年，它在２０２１年到期以前一直有效。

　　前苏联在１９６１年也与朝鲜签了同样的《条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做了小的修改后继承了条约。

　　如果金正日还信得过中俄与朝鲜签订的《条约》，肯定没有今天的“朝核危机”。

　　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朝核危机”却有四个来源：美国、俄国、日本和中国。金正日为什么信不过中俄了？朝鲜建国时间比我们还长，早几十年为什么没搞核武器？近几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了核武，为什么没引发核武危机？朝鲜的核武是针对谁的？朝核与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中国不管不出头行不行？看来小平同志不出头的指示在朝核问题上无效了？中国的出头是逼出来的？被谁逼的？说来话长，先把丹东的事说完。 

　　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在中国二万多公里的陆上边界旁为什么丹东成为了最大的边境城市？在清朝末年安东（原名）只是一个边陲小镇，是县衙住所地。丹东行政级别最高时是在“满洲国”时期，那时是省会。那时丹东的级别高于新义州，却是表面的，都是亡国奴待遇可不一样，日本人采用元朝统治办法（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日本人是一等国民，朝鲜人是二等国民，中国人是三等国民，那时有些中国人很是羡慕朝鲜人，冬天时有些朝鲜人赶着马车或爬犁从江面上过来打中国人的狗，主人看着不敢管，有日本人给他们撑着呢，没地方讲理去，还有一些欺负中国人的现象。

　　许多中国人恨朝鲜人，管他们叫二鬼子。当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挑拨分治政策造成的。但实事求是的说，丹东与东北的工业化是从日本人进来后开始的。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大举进入东北，丹东成为日本侵华的桥头堡。现在丹东鸭禄江上的两座大桥都是当年日本人建的，一座被美国飞机炸掉一半，飞行员水平高哟，只炸掉朝方那一半，说来惭愧又有点汗颜，快１００年了，剩下那座桥仍在吱吱嘎嘎的用。当年丹东的铁路、公路、桥梁、码头、电网、江堤、煤矿和城市公用设施都是日本人修的，作为侵略中国的滩头阵地日本人是下了工夫的。 

　　对《马关条约》由于利益角度不同各方评价严重对立，朝鲜半岛双方一致认为是不平等的丧权辱国条约，自此以后的５０年朝鲜不但一步步亡了国而且一步步走向灭种。条约第一款规定：大清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第二款：大清国把在朝鲜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永远让与日本。甲午战争是为争夺朝鲜打的，《马关条约》的冠军和亚军条款是为争夺朝鲜订的。丁军门汝昌、邓世昌……等先烈是为争夺朝鲜死的，他们死时不可能知道后来的《马关条约》，后辈的国人歌颂他们，可又有谁从朝鲜的立场考虑过？朝鲜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或是一个头上插着草标的卖花姑娘被一个旧主人（按条约）转给了新主人。 

　　风起于青萍之末，“朝核危机”的源头或胚胎就是《马关条约》！它引起的震荡后果和历史影响太大太深远了。不仅对中国自身的政治危机与历史演变，而且对整个东北亚局势的走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士大夫心里本没有日本的位置，它本是我们同文同种的后生晚辈，恭亲王、左宗棠、李鸿章那些人搞“洋务运动”也是学西方，小日本如今这么骑在头上拉屎拉尿，士大夫在心理上被彻底强奸了。这就是《马关条约》比以前“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败仗后所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加在一起引起更大地震的心理原因。

　　遗臭万年的袁世凯最早起家是在朝鲜，他在朝鲜打下了日后统治中国的第一步基础，他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任“志愿军”总司令吴长庆的随员去的朝鲜，并很快崭露头角得到重用，他在朝鲜前后共呆了１２年，比他短命的一生中干任何事都长得多，他当皇帝只有８３天，他在朝鲜替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叫“镇抚军”，还娶了三个朝鲜姨太太，金氏、李氏和吴氏，（封为第二、三、四位），并结识了唐绍仪等人为日后的政治盟友，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与回国后去小站练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朝鲜是后来“北洋军”的摇篮或叫祸起清萍之末。《马关条约》第一次在历史上把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拴在了一起，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前些年中朝关系一度恶化其根子就在台湾。这是后话，台湾问题反过来又影响了朝鲜。

　　《马关条约》有一条是割让辽东半岛，其中就包括了丹东。如果这条不被俄、法、德三国阻止，按条约丹东人就成日本国民了。条约把中国人的命运和朝鲜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和在台湾发生激烈反抗一样，在朝鲜半岛也发生激烈反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即朝鲜人跨过鸭禄江和图们江就是在《马关条约》生效以后逐步发生的。

　　清政府心里有愧默许了不断增多的新移民。朝族发展到现在共有２００多万人了，《马关条约》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是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是２０世纪里与中国革命发生关系最密切发挥作用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当年黄埔军校，朝鲜族是少数民族学员最多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和重大牺牲。著名的“八女投江”其中有五人是朝鲜族。毛泽东曾说过，“辽海燕蓟，汉奸何多？”可看看人家朝鲜人有几个朝奸？ 

　　拿延边地区为例，据民政部门统计，抗日战争中的烈士共有３１２５人，其中汉族只有９６人，而朝鲜族却有３０２６人（该地区汉人并不少）。拿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相比较，同样是被日本吞并，在半岛比在东北使日本人受到了更激烈更顽强更长期的反抗，而半岛却比东北小得多人口也少。这些是不争的事实。 　　

　　当人饿疯了的时候，求生就是最大真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只是精英的伦理，而精英太少了。可是饥荒期太长了，人穷志短带有普遍性，当拿不出钱买而又没东西去换，就只有去骗，在朝鲜最困难的那几年，丹东企业和个体户被骗的致少有几千万的货，据说全国被骗了十几亿重点在东北。

　　朝方心理很复杂，即有被逼无奈的客观严峻形势又有向中国索债的心理要求。他们认为是替中国人在三八线上替中国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就像当年杨家将为北宋保驾护航），我们这么困难你们应该主动拿出来，还用的着来骗么？骗你没商量！往远了说当年林彪同志的东北民×联军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金主席没等林彪张口，知道林总脸皮薄自尊心强太傲（这个缺点后来要了他的命），就主动送过来十几万日军装备，那可是雪中送炭，国军进攻南满共军借道我们朝鲜往北满跑，为四野部队开辟了“胡志明小道”，四野高干夫人退到我们朝鲜来疗养，特别是你们四野要进关，老毛逼的紧，林总急了，顾不上脸皮薄，派人来求援，金主席够仗义二话不说下命令，全国被服厂加班加点赶制出十万双棉鞋送过去，四野部队穿着我们的鞋进的关，这些事算过钱吗？你们老提抗美援朝，那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事，是单为我们朝鲜吗？借着所谓“援朝”你们率先实现了国防现代化（按那时代的标准），你们是用苏联的飞机、大炮、坦克才扛得住美国人的。你们向老百姓吹牛说打败了美国人，可你们死了４０万，而美国人死了多少？３万多。你们把全国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美国人只用两手指头陪你们玩玩，希特勒不比你们厉害？日本人不厉害？都让美国人给灭了。如果不是斯大林在欧洲牵制着，美军主力过来，那样，１０个彭德怀也要像毛岸英那样回不去了。刚吃了几年饱饭牛什么逼？据说有不少人要说“不”，这是不懂历史不看实际，是一种狂妄表现，还是先解决你们的三农和下岗问题奔小康吧。

　　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没必要与朝方过多计较，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在这可以适用。大国风范应处处体现，但是丹东人说话的权利也不应剥夺，他们的主流观点认为，救急不救穷，什么事都不能没完没了，朝鲜有三个坦克师其中两个是中国给的，空军的多半是中国给的，丹东成了人民军的总后勤部，武器装备给了那零配件和弹药就源源不断送吧，辽河油田的输油管通过去据说每年６０万吨给他们，中国９０% 的物资都是通过丹东过去的。铁路员工说，列车过去后车皮就被扣下来无论平板还是闷罐车皮都要，他们在国内使，多次要都不给，有一次铁道部急了，下令所有物资停运，这才全放回来。从丹东过去做生意的私企和个体户，９０% 以上的人都有过被敲诈勒索的经历。这两年才好些。现在双方的边贸９９% 是这样做，朝方的公司在丹东的银行开有帐户，由银行开出信用证中方才发货。朝方没有私企，公司都是黨政军和情报系统的。能到丹东出差是美差，能长住的更是背景深厚的人，他们到了丹东一样泡歌厅、洗桑拿、找小姐，革命本色立马改变，无论是那个系统的人。 　

　　啊，新义州

　　新义州人对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江姐的那句老话：不知道。这是通行全国的外事纪律，除非是公务需要，否则是会惹祸上身的。你在街上走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压抑和沉焖，没有几个胖人，大都脸色发黑无光泽，没有几个衣着亮丽的人。大街上公园里没有几个悠闲自得的人，遇到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便衣。

　　新义州只有发电厂的烟筒还在冒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即使是电厂也开工不足，有一半的机组坏的，尚在运转的机组是攒起来的，输电线严重老化，因此冬春季节严重缺电，市内的无轨电车停驶多年了，除了平壤全国都一样没有公交系统，没有出租车，自行车都很少，大多数人买不起，能买起的一般是有外快或外援的人。

　　新义州是平安北道的首府，相当于省会，普遍的生活水平在全国排第三，第一是罗先经济区（在咸镜北道靠吉林边镜），第二是平壤，再后面是沿海城市南浦、元山、清津等，再后面是沿边靠中国的城市。农村是平原稍比山区好一点。

　　除了军队缺粮是全国性的，无论城市或农村。缺衣也是全国性的，因为耕地不足和气候原因不能种棉花，化纤厂因没原料大都也停产了，所以缺衣。对千百万普通人而言可以下个定义：饥寒交迫。不仅是新义州，全国都一样，很少能看到笑脸。因为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还有全国性缺房，包括平壤在内。缺房到什么程度？自９５年全国陷入经济危机以来建筑业基本全停了，特别是民用建筑，跑遍全国看不到一个像样的在建工地，零星的有用土坯建房，但没有水泥。以上是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朝鲜把社會主義的短缺经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了，再发展就全面崩溃了。到了朝鲜我才知道，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里所谈到的短缺现象并未到位，他用商店里排队的长短和排队的多少来衡量短缺程度，其实到了最高阶段是没有任何队可排了，除了外汇商店全国的商店基本上是空的，货架子一排排全是空的。连油盐酱醋都很短缺，没有花生、黄豆、芝麻、葵花子，那里来的食油？土地种粮食都不够还谈得上吃油？盐呢？虽然两面邻海但缺盐场，酱、醋的原料也是粮食，因此也没有。有一次坐火车遇到一个华侨妇女从中国回来，带了两个大麻袋满满的里面都是空瓶子，我问她做什么用，她说很不好意思，这里没有卖的，引起了我的好奇仔细看看，都是旧的饮料瓶，一看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这样的事例很多人们早已习为平常了。 　　玻璃也奇缺，即使在平壤许多窗户上也蒙着白塑料布成为一道风景线。 　　

　　在满洲国时期，听丹东老一辈的人讲，那时新义州的供应比丹东好，物价也比这边便宜一点，日本人优待二等国民，两边的海关虽说都是日本人管着，但关税不同。因此丹东人胆大的就偷着去新义州买东西，其实也是走私，那时叫“经济犯”，被日本人抓住也没好果子。那时新义州人看不起丹东人，此一时彼一时，风水轮流转，可是转动风水的却不是江两岸的人。现在新义州人很羡慕丹东人，无论从眼神还是接处中都能感觉到，这是必然的，人性是相通的。他们也需要自由，但是自由对于他们太稀少了。

　　中国人一入境需要扣下的物品有：望远镜、手机，不允许入境。朝鲜人你送他们什么礼品都可以，就是不能送收音机，再高档的也不敢要，那是犯法的。外部的广播、电影、电视、书刊、报纸一律禁止百姓接触，文化艺术娱乐生活非常贫乏。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戒心很大，你和一个中年人或青年人混熟了他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但如果有别的朝鲜人在场就不敢说了。接触多了长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朝鲜人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其内涵很丰富，即包含了想得到点儿小便宜，也有想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但更多的是其善良本质。而且在本质上他们非常自尊自爱，至于伸手要东西那确实是因为太穷出于无耐。 　

　　经验会告诉人，与中国人接触不会吃亏，那怕是一支香烟也很好，他们的烟太难抽，烟叶太次没有香料呛嗓子。当然，有公务接触的人不会只得到一支。有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某中方一个大公司为开展业务公关，送一箱“云烟”给朝方的副总理级以上的一个大人物，托列车员给带过去，在新义州车站被海关人员“卡”下了三条，车到平壤后该公司办事处的人来接发现少了，可能是当初有承诺而现在少了不说纸箱也撕坏了，一怒之下告了状，上面马上查下来海关的人傻眼了，低三下四求这列车员不要砸他们的饭碗（这可是肥差）并且不让发车，这列车员无耐只好写了证明说他们没拿。以后这列车员再带什么都不管了。 　

　　新义州车站是朝鲜面对长期国际制载与封锁状态下最稳定的最大的战略咽喉，这个大通道太重要，因此在管理体制方面与中国不同，中方是边方海关商检各有归口，朝方是统一归国家保卫总局，他们的权力和来头还小么？ 

　　你不出车站就能看到站内外永久性的标语墙，其中主要口号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将军是人类２１世纪的太阳！这样的宣传标语和塑像画像遍布全国城乡（包括所有的行政村）使你无处感觉不到这两个巨人的伟大存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早年文化大×命中的“红海洋”，据老人讲２０年前并不这样，“×革”时朝鲜是反对这一套的，那时在鸭禄江边架着大喇叭冲中国广播，内容有这一项。

　　在车站内外你很容易把中国人与朝鲜人分别开，无论有几百或几千，误差率不会超过５% ，这从衣着、胖瘦、脸色与精神状态很明显区别开。其实更重要的差别是内在的，２０多年改革开放与封闭停滞（基本上）对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可对于一个人而言却是三分之一的宝贵人生，对一个社会却要影响几代人的命运（鄧小平改革开放的功绩之伟大，站在朝鲜土地上能更深切的感觉到，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在这个新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浪潮翻滚的大变革时代，中国抓住了这次机遇，而朝鲜放弃了这次机遇，造成了人内在的差距非常巨大，作为一个游客感觉不到，你接触不了社会，你只接触旅游点，但是作为商人你就感到很难，差距太大，因为双方对话的“语言”不一样，这“语言”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专业知识层次差距过大，例如双方谈建材生意，你得先讲课，国际上建材新科技，中国内建材品种与用途等等，很累的。例如谈投资项目，比如说投资煤矿，他们对先进设备没听说过自然不敢接受你的报价，那就扯皮去吧，也很累人。有时你会觉得彷佛回到了中世纪。 

　　新义州市内只有一家涉外宾馆，设备差的不如中国高速公路上的许多服务区或西部贫困地区县招待所，手纸是国内七十年代一毛一卷的灰色草纸，常停电停水，没有茶叶和洗梳用品，连开水都不能满足，但收费高得吓人，一间双人间一天要你人民币五、六百元，和抢钱差不太多。饭菜也贵得惊人。你不住还不行别无分店，你去睡马路？那可犯法，（就连要饭都犯法。在朝鲜只有罗津·先锋经济区内要饭不犯法，要钱都可以，在集贸市场里一群群少年围着你要钱。到了朝鲜我才知道乞讨也是一种自由权。但有时拉你衣服不让你走有点烦人。）再说你也出不去，别说夜里连白天你也出不去，院子里明的暗的都有便衣，如没有朝方陪同人员不允许单独上街，这条纪律在你过江后接待单位已交代过了，你再明知故犯还好意思么。 

　　为什么不让单独上街，开始不太明白，你有没有人陪不都一样么？到处是标语，没有新建筑，房子都是八十年代或以前建的，显得很旧，但街道很干净。一般对新去的人监管严一些，去得多了看你也没什么其他目的，以后会松些。就因为太严太没自由许多丹东商人不愿过来，连游客也没几个回头客，去朝鲜的中国游客绝大多数人为满足一种好奇心，去了一看神秘感就消失了，又没有购物，没有交流还去干吗，但中国人太多，你去过了他没去过，因此赴朝旅游仍然川流不息，人员逐年增加，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源，对困难的经济有很大帮助。去的人多了在管理上必然松迟，另方面朝方也在努力改善管理办法。只是太缓慢。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不愿让你看的东西，在沿街楼房背后是一大片一大片低矮破旧的贫民窟，人很多，有的聚在一起不知在聊什么，有的在做交易不知是走私还是自由市场，儿童在胡同里做游戏，那里环境比大街上脏多了，沿着胡同慢慢走往窗户里看，普遍家里没什么东西。这才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街面上的楼房只是供人参观的橱窗，用来遮挡内里的贫穷与落后，楼与楼之间砌上墙漆成白色只留下供人出入的小口子。既使是楼房也不见得好多少，没有电梯（即使原来有也早坏了没钱修）没有暖气（多数没有），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季，死人最多的那几年，也是冬季死的多。

　　中央宣传部不否认这种现实，提出“苦难的行军”，只是行军路程过长有点遥遥无期，并把“苦难”的原因归罪于“美帝国主义”封锁和友邦支援不力。

　　其实这说法有些片面，国际社会的支援是无私和大量的，出于人道主义和普世性人權价值观，美国并未阻止这种援助反而作了努力，这样大约每年有１５０万吨左右的粮食进入朝鲜，其中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和美国日本、韩国的。如果美国坚决制裁, 那这１５０万吨粮食很可能就没有了，其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道要再饿死多少万人。

　　周恩来曾说过，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这句话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层意思，在相当长的时期东满××黨组织里，朝鲜人占９０% 。 

　　金日成是也是一个抗日英雄。他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出生在平壤万景台一个看坟人的家庭，他原名叫金成柱。按中国人的风水观来看，万景台很不错。他１２岁就去了中国，他的父亲、叔叔、弟弟都是爱国志士，他成年以后就拉队伍抗日，曾任杨靖宇将军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下属的支队长。这个支队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朝鲜人，在残酷血腥的抗日斗争后有幸存留下来追随队长回到祖国的人，大都成为金氏王朝的元勋重臣。抗联一路军连杨靖宇在内几乎全军覆灭，而金日成支队却能生存下来，是因他的机智。中朝边界穿插跳越，是天时地利有助于朝鲜支队，而杨靖宇则不具备这种条件。１９３９年奉××国际指示金氏率领３００余人的支队退入苏联，被编入苏军远东军区第８８独立旅，任第一营少校营长。８８独立旅又叫“国际旅”，下属的有中国营、朝鲜营、波兰营、捷克营等，周保中任旅长，崔庸健任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中国人最多。在西伯利亚真正的××国际就是这个旅。

　　金氏被苏联红军捧上了台并异化为斯大林主义者。又一次应了一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连做梦也没想到将由他出任在苏军刺刀助产下出生的红色小帝国的君主。许多比他资格老、功劳大、水平高的干部因与中国的关系太深而不受斯大林同志的青睐，因而不能被指定为“核心”。

　　“慈父般的领袖”这个说法还是靠些谱的，是他缔造了黨——朝鲜劳动黨，原来的××黨不能用了。是他缔造了军队——朝鲜人民军，是以他所领导的部队为核心扩充起来的。是他缔造了国家——总不能说是苏联红军缔造的么。可这只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卫星国”。在本质上只是斯大林同志听话的一个“打手” 

　　１９５０年６月，在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下，在金日成亲自指挥下，人民军采取突然袭击发动了战争。后果是给朝鲜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争中伤亡的平民达数百万。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毛澤×在和尼克松握手的时候（或在此之前），心里肯定是后悔参加了那场没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而又劳民伤财的不义战争。如果这个没有错，按逻辑推理就只能这么想。小平同志在下决心作出与韩国建交的决定之前，他的心里肯定就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中国为金氏付出的太多了，我既然敢改革开放，那还有什么不能犯？我出川后来又留学法国的初衷是救国救民，馬列主義只是个手段，这个手段不灵就再换一个，管它是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当年那么多中央领导都不同意出兵朝鲜，自己当时在重庆主持西南局，没资格去中南海表态，事后看来照少奇、朱德、陈云、林彪的意见办，不出兵就对了。老毛一意孤行，后来自己也后悔了，留下一个台湾问题的后遗症，他曾对基辛格说只好留待一百年后再解决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在１９５０年的朝鲜半岛是谁能体现叁個代表？是杜鲁门、麦克阿瑟、李承晚三人，是他们在朝鲜半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先进文化，代表了朝鲜民族的根本利益，否则无法解释同一个民族，同一块土地却是天壤之别。 

　　在平壤你可以更深切地体验到，劳动黨是典型的君臣父子黨，个人凌驾在黨之上，人民军是效忠于个人的，所以更像皇家的御林军。令人谈虎色变的无处不在的东厂锦衣卫，万马齐喑的社会生活，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以家族为核心的特权集团，穷兵黔武的国策……概括起来一句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三千里江山耐不住太多的悲哀，六十年岁月经不住太长的等待。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日思夜盼，苦闷的心中无声呼唤，明君啊，走中国的路吧，改革开放吧，我们只求吃饱饭。一位老华侨告诉我，现在比日本人那时差多了，那时能吃饱穿暖，现在的保安员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旁观者明白，稳定是高于一切的。